《习近平在宁德》一书共19篇采访实录，从不同角度回忆了习近平同志在宁德的工作经历，生动讲述了三进下党、“四下基层”、搞“经济大合唱”、颁布“公务接待12条”、整治干部违规私建住宅等攻坚克难的故事。为方便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宣讲，近期市委讲师团对《习近平在宁德》采访实录中提到的部分具体事例进行集中梳理，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为线索进行大致分类，仅供参考。
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1988年底，习书记到我们宁德县洪口乡调研。洪口是宁德地区四大特困乡之一，与寿宁县的下党乡齐名。调研中，他了解到整个洪口乡人口少，梯田面积大，粮食产量低，立即对县里提出要求：“洪口乡是新成立的一个乡，大家要全力支持，要派最强的干部去当书记和乡长。”随后，习书记又对洪口乡的发展指明方向：第一，洪口乡身处大山之中，造林自不必说，还要种一些经济作物，比如种茶、种果、栽竹子等；第二，这里水资源很丰富，应该勘察一下，看能不能建水库搞水力发电。我们按照习书记的指示，派当时任县民政局局长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干部去洪口乡任书记，很快把洪口乡的各方面工作都带入了轨道。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四）
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那年的5月，正是敏感时期，大家说话表态都比较谨慎。我们宁德地委计划召开新闻工作会议，但没想到赶上政治风波进入高潮，谁也不敢出来讲话，也不能出来讲话，怕讲错，叫人家抓住“尾巴”。大家就商量，要不要把会议延迟一下。可习书记却拍板说：大胆开。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各个县的县委书记，还有新闻工作者和各报道组组长。他在会上提出了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鲜明观点。他说，一是要冷静分析思考，认清当前形势；二是要搞好舆论引导，弘扬社会正气；三是要加强新闻队伍建设。立足于冷静思考，他还毫不含糊地对民主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讲得非常精彩。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五）
习书记不仅自己爱读书看报，而且对于报刊建设和发行也重视，《闽东报》是在他手里复刊的。他刚来的时候就讲：“宁德应该有一张报纸。”其实宁德之前一直是有报纸的，“文革”中停掉了，一直没有恢复起来。他很重视复刊工作，专门成立了筹备组，用了2个月时间就把《闽东报》恢复了，他还专门写了复刊词。后来有一次在福安县召开地区报刊发行会，他还专门去讲话，谈到要重视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六）
习书记虽然是党委一把手，但对经济发展非常在行，提出很多新颖而且切合实际的观念。比如，他认为闽东的经济建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闽东要发展，就要走一条“大农业”的路子，即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以农业商品观念替代以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观念。再比如，大家都知道习书记在宁德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理念，他意识到当时干部群众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希望国家多拨资金，多安排一些计划内原料，但他指出要把解决原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先飞”的第一要义。他还强调商品经济建设不能搞政治和经济“两张皮”，各县的五套班子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做好本部门的工作，搞“经济大合唱”。他在基层调研时听到有不少同志反映乡镇非经济工作牵扯了乡镇干部的大部分精力，就提出要杜绝这类状况，强调乡镇干部的主要精力和时间要用在经济工作实践上。这些观念和要求，在今天看来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七）
1988年9月，习书记在充分调研思考基础上提出了“弱鸟先飞”的思路，他认为，要除去悲观、树立信心，多谈优势、淡化贫困，明确目标、贵在实践。要转变观念，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当然，干也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习书记提出的主要目标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摆脱贫困，第二是脱贫致富，第三才是奔向小康。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八）
习书记对新闻媒体宣传抓得很紧。我（汤金华）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他主动提出召开新闻部门记者座谈会，与新闻媒体坦诚沟通，希望大家在闽东多宣传一些正能量，增强闽东人民的信心，鼓舞闽东人民的斗志。习书记还让宣传部门制作了一个山海交响的歌集，把闽东的好山好水唱出来，宣传出去。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八）
习书记使用干部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走群众路线，坚持公正公道。大概是1990年初，宁德地区搞干部民主测评推荐。经过推荐、民主测评等几个程序，准备安排我（谢作民）到宁德县当书记。他亲自来考核我，对我说，做干部要德才兼备，但更重要的是德。你们为官一任，就是要重视品德修养，带领一方百姓过上好日子。他的话我一直铭记于心，我后来在使用干部上也沿用他的这个标准，重能力更重品德。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三）
习书记深刻认识到，闽东要发展，人才是决定因素。他用干部既结合实际深思熟虑，又大胆起用新人，敢于做一些尝试，如提出“放到基层去试试看”，结果一干工作，风生水起。他在干部工作独到之处就是通过大胆使用、强压担子，让人才迸发活力。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六）
宁德原来就有《闽东报》，“文革”以后停刊了。习书记来了之后提出要恢复，召集一些有经验的同志，再从各县临时抽一些新闻报道骨干，再请《福建日报》资深的同志把关，这样就把一个报社的架子搭起来了。就这样，1989年11月，《闽东报》办起来了。当时的《闽东报》是小四开，还是个小报，习书记专门写了一个复刊词，当时在宁德引起很大反响。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六）
习书记不仅关心新闻事业，而且懂新闻，对新闻工作者有很高的要求。他说过，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那时候，除了研究人事问题的常委会，其他各类会议他都破格让记者参加，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决策性会议，都对记者敞开大门，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他还经常讲：“你们新闻报道工作需要地委行署做什么，可以跟我说，我们全力支持！”从这一点看，他考虑问题着眼长远，也有创新精神。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六）
1990年6月，习书记就调到福州去了，但他一直关心着《闽东日报》的发展。《闽东日报》复刊10周年的时候，他写了一个题词“为振兴闽东服务”，15周年的时候，他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又专门发来了一封贺信。1996年8月10日，报社举行奠基仪式，当时已经是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书记专程赶到这里，就为了出席仅有10分钟时间的奠基仪式，这对我们闽东报人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七）
关于如何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习书记有自己的鲜明观点。他有两篇重要的文献值得深入研究，一篇是为《闽东报》撰写的复刊词，题目是《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另一篇是《摆脱贫困》一书中收录的新闻工作会议讲话，题目是《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在《闽东报》复刊词里，习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的办报方向，提出了明确的办报宗旨。一般来说，地委书记能讲到办报宗旨已经很可以了，但是他又讲出了“四为主”的编辑方针，要求报纸“坚持以经济建设报道为主；以正面报道为主；以地方消息为主；以新闻报道为主”。他甚至还引经据典，援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工人〉发刊词》的话，讲报纸该怎么编。可见他是下了一番功夫，是很内行的。现在再读这篇二三十年前的复刊词，感到很多话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示性。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九）
1989年5月，习书记在地区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的讲话，其中阐述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新闻观。他说：“我们的党是从人民中产生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性和人民性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强调的党性，饱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新闻工作者就是既要宣传党的主张，又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愿望、要求，把两者统一起来。”如果把这篇讲话同他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放到一起对照来看，我们就会感受到，思想极为深刻，内容一脉相承，所以宁德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之源，也是他新闻宣传思想的源头。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九）
习书记最提倡的是“经济大合唱”，强调要把党的建设、党委领导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总抓手。他说：“每首歌，每支乐曲，都有它的主旋律。主旋律是歌曲的主体和灵魂。一个地方的工作，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也有主旋律——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墙上挂多少面锦旗，少了经济建设这一面就不风光。经济工作的主旋律要求每个部门、每个单位自觉配合，主动协调，总指挥就是地方党委、政府。”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九）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1990年5月，福建省委决定调习书记到福州市任市委书记，由我（陈增光）接任宁德地委书记。5月4日青年节这一天，习书记说：“我们地委班子交接也搞个创新吧，今天不在办公室交接，到基层去！” 随后我们到福安县城召开座谈会，最后他强调了党建工作，指出党的建设是关系成败、关系发展、关系人民群众幸福安康的关键，一定要紧紧围绕和依靠党的领导，推动坂中更好发展。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习书记连续两天与我以“清茶、叙话”的方式交接在基层的经历，一直被传为佳话。之后很多年直至今日，宁德的干部提拔也好、调动也好，都是简化迎来送往，可以说恢复了我们党最早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轻车简从，不搞吹吹打打甚至放鞭炮什么的，在群众中的形象树立起来了。交接在基层这一崭新方式，我（陈增光）体会有三点意义：一是习书记亲力亲为，是践行“四下基层”理念的典范；二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嘱托；三是调离宁德，他最牵挂的还是基层干部群众。这就是“交接在基层”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习书记还推崇一个人，就是焦裕禄。他说：“寿宁基础条件较差，百姓生活困难，要有焦裕禄式的干部来做事，要以焦裕禄的精神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他在闽东两年多时间里，这两个人他反复讲，就是推崇他们的为官品质和为民情怀。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在坦洋村，习书记和当地干部群众袒露心扉。他说：“原想安排一段时间到村里住一阵，走走家，串串户。没料到这次走得这么匆忙，心里很遗憾。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喝过坦洋功夫茶，人走情常在。我的心和你们的心是永远贴在一起的。”他讲得很多干部都动容了。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当时宁德有四个特困乡，分别是下党、范坑、北壁、洪口。这4个乡习书记总共跑了3个，都一一帮助他们解决过问题。就剩下一个北壁，在一个海岛的边上，实在太偏僻了，路又陡，所以我（陈增光）当时就没有建议他去，怕来回有危险。他离任后还特别跟我讲：“我留下一个特困乡没有走完，你以后要替我去走一走。”所以我退下来以后，到省扶贫基金会当会长，就把这个北壁作为我的扶贫挂钩点，每年去一次，到那里搞现场办公，现在北壁已有了一定发展。凡是他交代做的，接任班子同志都会按照他的交代去做去落实。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20多年过去了，下党人至今都忘不了当年习书记三进下党、对下党的关怀和恩情。他赤诚的为民爱民情怀，都被这片大山深处的百姓们牢牢记在了心里。更加难得的是，那个当年在地委大会上站起来“放炮”的乡党委书记杨奕周，成了习书记一位非常要好的基层朋友，习书记经常把他请到家里交谈，老杨后来还去浙江看望过他。后来他生病，习书记还给寄过药。他不幸过世之后，习书记还对他孩子的就业等问题给予帮助。习书记对基层干部的这种爱护关心，对在基层工作的同志是极大的鼓舞。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关于“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个理念是他在接待来访群众的时候形成的。我们宁德行署每月都有一个接待信访日，他在霞浦县亲自参加接待。那天来访的群众很多，估计有五六十人，每一个人他都接待，然后把问题记下来，有的当场就批，有的向群众承诺带回去办，还有的现场就提出转给哪个部门。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几个班子成员当场找相关人员谈话，并把了解的情况分门别类交给他的秘书。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造福工程。这个名字虽然不是他在宁德期间提出来的，但这件事是他在任时就提倡并推动的。他当时倡导，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闽东贫困面这么大，扶贫发展很困难，需要有一个具体载体，比如先把分散居住在山上的群众搬迁下来。凡是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都把群众迁出来，集中到水电等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我接任他当地委书记后，继续做这件事。按照他这种做法，搬迁的群众后来大都过上了好日子，对党衷心拥护，有的在自己家门口贴上对联，上面写着：造就一方新天地，福到农家感党恩。这上下两句的第一个字“造”“福”，和习书记讲的不谋而合，我们就正式把这个搬迁工作定名为造福工程。这个工程当时还被列为全省一个为民办实事项目，作为常规性的扶贫项目，成为我们福建省的一个品牌。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有两次让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是我（吕居永）陪他到福安县徐家塘村，台风来了以后，海水把塘体冲垮了，全村七八十户人家都受了灾。习书记冒着台风再起的危险，到村里去看望农户，不停地嘘寒问暖。还有一次，我们到上洋村和半屿村，这两个村的塘体也被洪水冲垮了。习书记知道以后，要求当地尽快把塘体修复，把3000多亩地保护起来，并提出在这片地上建一个工业区，既保护了土地，又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通过这两件小事，我感觉习书记这个人，对人民群众有情怀，对工作又很有想法。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二）
习书记一来就走村入户看望慰问“五老”（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老交通员、老苏区干部），在斗面村还讲了话。习书记在宁德工作两年期间，经常到老区、基点村（即革命基点村，是指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位于国民党反动力量统治薄弱地区的边远山区农村，村民曾在共产党领导下斗地霸、惩腐恶、抗捐税、分田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调查研究，时刻不忘曾为革命、为祖国流血牺牲的老区人民。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三）
习书记给我（李育兴）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亲民。他到闽东就讲“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并提出“四下基层”的工作制度。他认为只有到基层去调研，才能知道人民的疾苦，才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和盼望，了解群众的思想和困难。一到闽东，他就到基层了解情况，他对老区少数民族群众更有感情。调离闽东的时候，他专门到挂钩点福安县和工作条件最艰苦的寿宁县，以及3个联系点去告别，这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三）
“四下基层”制度不仅是习书记倡导的良好工作作风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以这项制度为抓手，带动做好各乡镇的脱贫致富工作。那时候的农村，脱贫不容易，但返贫却很容易，要想确保脱贫成果，必须做到责任包干。“四下基层”就是责任包干的有力抓手。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及时了解基层实际，对贫困状况、群众生活有基本的把握，自然能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这种类似“包干”式的方法，在当时发挥了显著成效。习书记在“四下基层”中了解了宁德的农村，也引导宁德各级领导干部俯下身子，走群众路线，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四）
习书记下基层总是要求去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当时宁德最偏僻、最贫困的四个乡，他去了三个，只有一个因为工作调动没来得及去。他在基层从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注意体察民情。他跟我们讲，下基层要会看“三面”：田面、人面和市面。田面，就是要看田间地头有什么庄稼，庄稼长得怎么样；人面，是看群众的精神面貌，如果面黄肌瘦，就说明生活条件不好；市面，就是看集市交易是否活跃、物价高不高，等等。进了群众家里，他不光围绕生活问题问长问短，还要揭开锅盖子，看看老百姓平时到底吃些什么。也正是因为他与群众走得近，老百姓才发自内心地认可他，对他感情很深。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五）
他把信访工作放到突出位置，到任不到5个月，就亲自下基层参与信访接访。记得他到霞浦县搞信访接待，忙活了整整一天，受理了86件事，当场就解决了十几件，剩下的就让相关部门在一个月内解决掉，老百姓十分高兴。习书记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当天晚上的总结会议上，就提出“领导干部要主动到基层接访群众，在信访中倾听人民的呼声，了解人民的愿望，把群众的声音作为改进工作和作风的营养品”。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五）
习书记经常给我们讲，下基层接访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调研，可以掌握很多一手情况。每次接访开始之前，在筹备工作之中，县里都要全面介绍情况，这是一个学习了解的机会。在接触群众时，又能了解很多实际情况，这些都是坐在机关办公室里得不到的。我（汤金华）感觉，“四下基层”的制度里面，渗透的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习书记执政为民的立场和情怀。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八）
在这种情况下，习书记的态度很稳重。他虽然年纪轻，又刚刚履新，但他没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实实在在沉下心到基层搞调查研究，了解县情区情，特别是到老区、少数民族聚集区了解民生状况。为了做好比较借鉴，他还去参观考察了毗邻宁德的浙江温州，学习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怎样发展民营企业、政府如何为民营企业服务、如何搞好城市建设等。经过耐心细致的调研，习书记得出结论：帮助群众摆脱贫困是当时第一要务。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九）
习书记亲民为民，最典型的就是“四下基层”制度的建立。这是一个逐步建立起来的过程。一是信访接待下基层，宁德当时的来信来访比较多，一到地委信访日人山人海，应接不暇，群众的问题也很难及时得到解决。鉴于此，习书记就提出信访下基层，他自己带头，按领导的挂钩县，每个县确定一个信访接待日，领导直接到县里给群众解决问题。第一个信访接待日安排在霞浦县。这样，群众上访转变为领导下访，便于了解群众需求，解决实际问题。二是现场办公下基层，现场办公要解决问题，领导干部要带着相关部门去帮助下面解决困难。三是调查研究下基层，每个领导干部都有自己的挂钩县，习书记的挂钩县是福安县。四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领导干部下去不仅要调查研究、接待信访，也要负责宣传，不是光在台上作报告。这4个举措密切联系群众，对解决群众呼声强烈的主要矛盾起到了很大作用。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九）
习书记在宁德经常下乡调研，关心群众生活，他去调研要听真话，要“三看”：一看路面，二看屋面，三看桌面。进村先看村里道路是否平整干净，村容村貌怎么样；二是看看群众住的怎么样，家庭条件怎么样；三是掀开桌罩看看老百姓吃什么。他这些举动都是很接地气的，而且一直到当总书记时也是如此，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九）
“我们的事业涉及方方面面，千万不能漠视少数民族事业这一重要方面。”习书记在宁德期间，对少数民族非常关心。1997年，他到省里工作以后，亲自推动全省实施了茅草房改造和连家船民上岸工程，还亲自回到宁德开展专题调研，经过反复核实、论证，制定了支持闯闽东开展茅草房住户搬迁工程和连家船民上岸工程的实施方案。整个工程实现1000多户住户搬离茅草房，10000多连家船民上岸定居。我（姚智梅）深深感到，习书记对解决少数民族和连家船民老百姓的生活疾苦这项事业，是充满感情的。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
1989年7月19日，习书记第一次到下党乡调研，当时他很感慨地说：“下党这个地方，我来了一次，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党不摆脱贫困，我们就愧对乡亲父老。”第二次到下党乡是1989年7月26日，他陪同时任福建省长王兆国同志到下党乡视察灾情、慰问灾民。第三次来下党是1996年8月7日，当时他是省委副书记，他一到下党，就开门见山地说：“整整7年之后的今天，我又到了下党。7年来，我一直牵挂着下党。”习书记“三进下党”，充分体现了他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和真挚的人民情怀。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八）
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人民群众有这么多来访，我们应该形成一个规范化的制度，既让群众满意，也让群众好找。所以他把实践中的积累归纳成“四下基层”，地委领导都要带头到基层接访，各县各层各级都以此类推。我们一确定接待日期，就马上向老百姓通知，老百姓知道书记要来，就可以向书记反映问题。习书记说：“这样把别人找我们，变成我们上门去，也是工作方法的一大创新。”这种做法，闽东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习书记到宁德后，很重视抓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当时福安县正对县里的机构进行“消肿减肥”，全县撤销合并非常设机构47个，增强职能部门的效能。根据“四化”条件调整班子，调整了10名正局级及20名副局级干部。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三）
习书记在柘荣县检查工作，察看濒临停产的敷铜板厂时提出“死马当作活马医”，并创见提出：治理整顿是一次新的发展机遇。习书记一席话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触动，“死马当作活马医”，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勇气，是要求我们深入把握企业发展的前景和优势，结合国家的需要做适当调整，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二）
2001年5月15日，习书记已经担任福建省省长，在省市两级领导的陪同下到马尾船厂调研。习书记在汇报会上给我们打气，也开诚布公地讲，省政府在全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中，有意把造船工业的调整作为推动发展的一个重点。他表示，今后省里在财政资金安排上，将继续对马尾船厂安排适当的投入。同时希望马尾船厂要开辟多元化投资渠道，多方面融资，甚至可以尝试走合资办企业的路子。他鲜明提出，马尾船厂要搞债转股，要先甩掉负担，才能轻松上阵，再创辉煌。同年12月21日，马尾船厂成功实现改制，12月23日正式挂牌运营。从那以后，马尾船厂重新焕发生机，整个福建省的船舶工业也因此走出低谷，得到振兴。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三）
习书记指出，抓好移民新村安置问题，必须坚持“三靠”：一靠政策，做库区工作不能离开国家出台的相关规定、条例和文件，而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二靠党员，要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干部的骨干作用，不能只靠县委书记一个人、只靠领导班子几个人，要把广大党员干部动员起来。三靠群众，要走群众路线，坚持库区事务公平、公正、公开，民主决策。习书记提出的“三靠”工作法，让我们尝到了甜头。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五）
习书记说，“‘硬’的我们缺少些条件，可以多讲‘软’的，比如简化手续、改善服务质量，这些方面我们就很有一篇好文章可做。”后来，他提出了“四下基层”制度，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亲下基层，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在他的带领下，宁德干部深入基层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六）
习书记强调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生存的温床，建立一套系统、全面的制度来制约和监督权力使用，实行了“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建立廉政责任制。他还破天荒地提出要正确区分违法乱纪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失误，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鼓励干部为人民事业敢为天下先；既要敢于惩治，又要善于激励，自始至终把握好政策，等等。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九）
四、坚持新发展理念
在霞浦，习书记就讲起他在《福宁府志》上看到的内容，讲霞浦这里有一片官井洋，是“因洋中有淡泉涌出而得名”。老百姓也称“官井洋半年粮”，因为这里一直盛产大黄鱼，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百姓在这一带搞好养殖，等于把半年的粮食都解决了。习书记说：“这是我们闽东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既要把它保护好，也要把以养殖业为代表的海上经济带动开发起来，让老百姓都富起来。”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在福安调研的时候，习书记充分肯定闽东电机的发展。闽东电机是当时全国一个金牌产业，在我们闽东来讲也是工业上一个龙头品牌。他说，要想方设法不断提升这个品牌的效益和影响力，带动更多企业发展。后来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在福安县坂中乡搞了一个电机电气开发区，也是闽东的第一个开发区。叶飞同志在老区建设六十周年的时候回来视察，看到这个开发区，还题了词：“大有作为”。直到现在，闽东电机电气也是福建省的龙头产业。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我们调研的最后一站是宁德城关所在的蕉城县，也就是现在的蕉城区。习书记在这里提倡选树老区革命英雄典型，以历史人物的精神力量感染和带动群众。还要求我们对当地的养殖业做好宣传工作，因为这里盛产海蛎，有一种叫作二都蛤的海产品很有名。他说：“一定要发展地方的特色产业，优势就在特色，特色又需要环境基础，一定要把每个地方不同的特色发展好，把培育特色的环境保护好。”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调研结束后，我们到福安县城召开座谈会，县几套班子领导汇报工作，畅谈与习书记接触和交往的轶事。习书记当场也作了讲话，不长，核心内容主要是三方面。他讲福安地理位置重要，是宁德的中心县市，也是闽东重镇，他之所以要挂钩在福安，就因为福安对整个闽东影响很大，一举一动都牵动宁德的九个县市。因此，福安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其一。第二，福安要想带动其他县市，首要的就是靠实力，靠经济发展，一定要立足开发致富，善于把科技示范、推广与创新相结合，走出一条有闽东特色的科技兴农路子。第三，他勉励同志们一定要珍惜现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再上一层楼。最后他强调了党建工作，指出党的建设是关系成败、关系发展、关系人民群众幸福安康的关键，一定要紧紧围绕和依靠党的领导，推动坂中更好发展。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当年习书记在宁德施政提出的那些观点和思路，放到现在都是非常恰当和深刻的。比如，他说宁德的扶贫工作“快不得也慢不得”，所以他紧紧抓住了闽东的三大特点，着眼于克服三大弱点，努力去发挥三大优势，既讲“弱鸟先飞”，又讲“滴水穿石”，这两者与“四下基层”一起构成他在三个层面上对闽东发展的思路。“弱鸟先飞”，就是要正确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充分发扬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集区的“闽东之光”，发扬闽东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意志，走一条适合本地发展的“先飞之路”“快飞之路”；“滴水穿石”，就是要拿出百倍的信心、耐心、恒心，树立长远规划，一任接着一任干。他还提出“扶贫先扶志”，先摆脱“思想贫困”，再摆脱“经济贫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理念和观点。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二）
习书记指导与推动福安工作，首先是推动福安县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转变。面对福安县的发展思路问题，习书记作出了深刻思考。1988年10月4日，习书记在赛岐镇主持召开赛岐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会上他认真听取开发区包括中心城市的规划情况以及历史上的来龙去脉等汇报，并做出指示。根据习书记的多次讲话精神，福安县委县政府制定了“东西两个口、南北一条线、三点一线带全县”的区域发展战略。“东西两个口”，即东面是赛岐，西面是穆阳；“南北一条线”，就是104国道；“三点”就是赛岐、穆阳和韩阳镇。提出了“从打基础抓起、建基地上见成效、立支柱上突破、抓两通上搞活、重软件上取胜”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处理好“五个关系、五个同步”，即处理好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治理整顿与经济发展、治理整顿与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这五个关系。以后的实践证明，福安县的区域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这些措施都有力推动了福安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二）
大力发展经济，即“打基础、建基地、立支柱、重软件”。打基础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比如1988年6月动工建设赛岐大桥，1990年10月1号通车；建设甘棠22万伏变电站；建设下白石三千吨级杂货码头；建设罗江万吨自来水厂；安装4千门程控电话；完成湾坞6千亩围垦工程等。“建基地”是在农业上抓了“八个基地”建设，有黑荆树、绿竹、茶叶、水果、水产等项目，形成规模效益。“立支柱”主要是抓好食品工业“五条龙”，将韩阳镇的电机电器进一步成龙配套，抓好赛岐镇的打火机专业化和社会化生产。“重软件”就是制定了各种政策以及“三来一补”等优惠政策。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三）
习书记还要求我们结合实际发展多种经济。有一次他跟我们讲，宁德地区有种水果的先天优势，特别是有特色的水果，像水蜜桃、蜜桔、柑橘、葡萄，都适合宁德的气候条件，而且现在市场非常好，需求量很大，为什么不发展呢？我们就在习书记的指引下开始种植这些经济作物。如今，全国品质最好的水蜜桃就出产在我们宁德市的古田县，还有蜜桔、柑橘、巨峰葡萄等销路也很好。这些都是习书记当年大力推广的结果。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四）
1988年11月27日，宁德召开地委三级扩大会，习书记在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是“让人震撼”“耳目一新”。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等几个十分重要的思想理念。关于“滴水穿石”，习书记指出要“根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需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关于“弱鸟先飞”，习书记说“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四面八方去讲一讲‘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当时在宁德干部队伍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任干给一任看”。习书记把这句话改成了“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群众看”。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五）
习书记经过调研，发现福安、周宁、寿宁、福鼎这些县非常适合种茶，就要求我们因地制宜给茶叶分级，要成片、成规模地种植，科学管理，打出品牌，尤其要打出宁德的品牌，做出精品茶叶。他还特别强调：“一些贫困户搞不起来你们就要帮他，由贫困户提供劳动力，生产队在其他各个方面提供支持”。那个时候银行贷款还比较少，生产队就给农民赊账，还给一些补助，终于使茶叶生产成了规模。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四）
1985年我（张学清）刚接手工作时，宁德一年的财政收入才5000万，还比不上邻市一家酿酒厂产生的利税贡献。后来我向习书记汇报工作时谈到这些，他却对我说，要有大财政观念，不能把增加财政收入理解为“卡紧企业”，只有企业发展了，财政收入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水涨船高、泉大水足就是这个道理。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七）
习书记反复强调，宁德山海兼备，要念好“山海经”。在“海经”方面，他发现宁德黄瓜鱼产业大有潜力可挖，就把黄瓜鱼育苗繁殖纳入星火计划的项目当中，经过科研攻关，这个项目最终获得成功，宁德沿海的家家户户都开始从事黄瓜鱼养殖行业，这个产业随之形成，成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一大途径。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
习书记经常讲，“发展经济不能急于烧‘三把火’，而是要‘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他的比喻非常恰当，意思是经济发展不能停滞，但也不能急躁，不能想几个月就改变面貌，要发扬“滴水穿石”和“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持续不断地发力，专心做好铺垫工作，因地制宜地摆脱贫困。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
我记得他在福州工作时，搞了一个五地市合作，其中就包括和宁德的对接，就是帮助宁德发展经济。他后来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这份感情依然不减。宁德的福鼎县和温州是福建省和浙江省交界的地方，他到温州调研时还特意把宁德的几个领导干部叫过去，向温州方面的领导交代，要多关心宁德的发展，多给宁德一些支持和帮助。温州市委市政府对我们宁德就好像兄弟一样，他们积极鼓励当地企业到我们这里来考察、投资，也邀请我们到温州招商引资。习书记调到上海工作以后，他又鼓励我们到上海搞招商引资，还专门安排时间接见我们，了解宁德的近况，这些都让我们非常感动。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
习书记到福鼎调研后对我们（福鼎班子成员）讲，福鼎要主动靠向温州，搞活边贸，通过边贸脱贫致富。他让我们主动去温州学习取经，认真研究如何“引进来”“走出去”。根据习书记的指示，我们通过引进企业和物资，把生产的物资销往浙江。同时，发挥福鼎“不夜城”的优势，积极发展餐饮业、太姥山旅游、旅馆业，吸引浙江温州、苍南人来这里游玩消费。到1990年左右，福鼎边贸发展拓展了将近1个亿，两三年就翻到5个亿，福鼎的经济迈上新台阶。这充分证明了习书记的英明决策给福鼎带来了发展的春天。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四）
习书记3次到古田县视察工作，提出了很多先进发展理念，作出了很多重要指示。习书记说：“古田县不要把库区工作看成难事，只看到困难重重，更要看到并发挥库区本身的优势。”他指出：“古田县发展山区经济要坚持因地制宜、综合开发的方针，要把新老库区的工作装到一个盘子里考虑，新老库区一起开发，通过改善移民安置区的生产资源条件、基础设施条件，扶持移民发展生产，使其形成良性循环，具备自我发展的条件，将重点工作放在发展生产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从库区工作的角度来谋划古田县发展定位，而“新老库区”这个概念也是由他第一次提出来。习书记站在全局高度来概括古田县的经济发展，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给了我们很大启迪。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五）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古田县，耕地资源匮乏，是个名副其实的山区农业大县。习书记分析了古田的粮食、食用菌、水果等农业产业优势，侨台优势，文化优势，以及潜在的旅游等优势后，提出搞好综合性立体开发，搞以种养为主的开发性生产。他指出，古田县山区多是劣势，也是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要扬长避短，尽其所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区特色农业和加工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才能更好地推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更快实现脱贫致富。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五）
五、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调研中，习书记贴近群众，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问老百姓最关切的问题。他认为，做好基层工作，村干部至关重要。有一次，他在一个村里调研时讲：“当好村干部，要做好几件事：一是要有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理想，首先要勇于带领大家摆脱贫困；二是不能多吃多占，不仅群众的东西不能多吃多占，集体的东西也不能多吃多占；三是遇事多与群众商量，处事要一碗水端平。”他讲得既中肯又实在，大家听了都不住地点头称赞，感到有这样的领导做父母官，心里都很踏实。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四）
习书记对民族宗教工作很重视。我们这里畲族比较多，我本身也是畲族人。畲族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对党忠诚，用叶飞同志的话讲，就是“畲族没有出过叛徒”。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习俗、谱牒、寺庙，有节俗等传统文化，习书记对畲族文化都很了解，也很尊重。他当省长后来到宁德，我们畲族同胞就搭起竹棚欢迎他，给他挂花环、捧美酒，这些都是迎接贵宾的最高礼仪。习书记很尊重这些习俗，花环也挂，酒也喝，畲族同胞见了他都很高兴。他对畲族地区摆脱贫困、发展经济非常关注，他到福安县少数民族最多的穆阳畲族开发区调研，亲切地和当地百姓交谈，诚恳地讲：“小康建设的路上，畲族村一个也不能落下。”我看过一个资料，说习书记到了浙江以后还去过景宁畲族自治县，在那里还讲起宁德的故事。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八）
华侨工作也是宁德统战工作的重点。当时，宁德在外华侨有30多万人，东南亚一带有不少华侨，都是我们闽东人到那边去谋生的，他们经常在所在国组织一些乡亲会，习书记都鼓励我们去参加。习书记说：“宁德的改革开放需要外面的乡亲回到家乡参与建设。”为了更好开展工作，我们还创新工作方法，通过各种活动，调动侨民积极性，吸纳他们加入人大、政协组织，请他们多关心家乡事业，多回家乡发展经济。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
习书记指出，“虽然宁德是一个贫困地区，但宁德是全国畲族最大的聚集地，在东南亚的华侨也比较多，而且是宗教工作的重点区。所以，闽东的统战工作任务是比较重的，要建设闽东、发展闽东，必须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把方方面面人士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他的亲切关怀下，宁德1988年12月成立了第一个民主党派组织——民盟的地区委员会。习书记在统战工作上站得高、看得远，提出的这些思路和举措，一下子为宁德开展好统战工作指明了方向，打开了思路。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
六、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冯梦龙提倡男女平等。过去寿宁有一个陋习，就是一定要生男孩，如果生了女孩就会被扔掉。冯梦龙当知县的时候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他很不满，就在县上的凉亭里贴了一个布告，大意是说“男人女人都一样，你的母亲就是女人，没有你的母亲哪有你”。习书记了解了这个布告以后很感动，说一个封建朝代的历史名人，能有这种民主精神和进步观念，让人敬佩。冯梦龙还创立了“无讼”的理念，提倡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这样到了一定程度就没有人来申诉了，也就是“无讼”。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宁德是福建省宗教工作的重点地区，整个地区有1440多座寺观教堂，宗教徒15万人左右，是全国天主教地下势力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也是当时新建乱建寺庙教堂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福安又是天主教工作的重点县，全县有10个宗教工作重点乡镇，有34个开放的天主教堂口，整个地区信教群众多、分布广，情况比较复杂。在充分调研基础上，1989年10月31日，习书记在福安主持召开宗教工作座谈会，首先听取福安县近一两年宗教工作情况的汇报，对当时天主教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作了全面分析，并就加强天主教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习书记强调：“要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要保护合法、正常的宗教活动，限制和取缔非法的宗教活动。”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三）
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到柘荣县调研的时候，习书记看望了一位叫郑帮德的老同志，是乍洋乡五蒲村的党支部书记，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方面表现出坚定的意志。郑帮德遇到很多困难，像暴雨、台风、孩子生病等等，但都没有挫败他的意志。当时有记者称他是“三灾六难不低头的支部书记”。习书记十分注重抓典型，他说，郑帮德就是个标兵人物，支部书记如果都像郑帮德这样，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更快更好。后来，习书记还邀请郑帮德等8位农民到地区机关给副科级以上干部现身说法，讲改革开放、脱贫致富的体会。习书记亲自主持会议，并对每个人的发言作了精彩点评，使大家深受教育。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习书记还非常善于运用文化音乐等宣传地方优势，树正气、长干劲。例如，他给我们闽东留下的一个宝贵财富——《山海交响》。这是他亲自拟定歌名并倡导制作的一部风光音乐电视片，向外界宣传闽东的山海资源优势。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树立先进典型，以其示范作用来推动全局工作。1989年2月23日，习书记把8位农民请到宁德，给地区机关副科级以上干部介绍经验。他亲自主持报告会，逐个进行点评，肯定这8位农民的做法和经验并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地委工作会议上，搞了一个典型材料汇编《滴水集》，里面涵盖了71个典型人物和先进集体。习书记亲自为《滴水集》写序。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三）
习书记更多的是看到闽东人民朴实、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勇气和信心。闽东是革命老区、苏区，曾志和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这里战斗过。他说：“闽东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蕴藏着不屈不挠的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这是最宝贵的精神力量，这种革命传统留下的基因是能造就人间奇迹的。”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五）
1989年12月28日，习书记为“1990年中共宁德地委工作会议典型材料汇编”《滴水集》写了序言，他写到：“《滴水集》的汇编，旨在讴歌时代精神，弘扬社会正气，通过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典型示范作用，将艰苦创业的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推动闽东各项工作的巨大力量。”《滴水集》中很多详实的具体做法、例子，成为各地学习推广的良好典型。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五）
习书记慧眼识珠，发现闽东文化特色非常突出，他说，闽东具有红土地文化、畲族文化，还有很多好的民俗民风，还有山海的旅游资源，风光很美。但当时财政经费有限，他觉得要加大宣传，必须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他提出制作一部名叫《山海的交响》的电视音乐片，背景素材采用之前拍的一些风光片，比如太姥风光、鸳鸯溪风光等。音乐部分由彭丽媛老师邀请音乐家和歌唱家来作曲、演唱，这就叫“土洋结合”。最后制作很成功，传播也很广泛，习书记很高兴，说这比我们自己嘴巴讲讲强多了，外界一看闽东是这样一块风水宝地，都会对这里产生兴趣。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六）
习书记强调摆脱贫困首先要思想解放，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他鲜明提出扶贫先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他说：“把脑袋瓜的问题解决了，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出来。”“要把脱贫与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八）
八、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当时的闽东人太想一步就富起来了，特别是对“三个目标”抱有很大希望：一是修通福温铁路，即福州到温州的铁路；二是开发三都澳港口，三都澳原本是个军港，口子小，肚子大，是对台军事战略要冲，这是闽东一大资源优势，但当时明显还不具备开发条件；三是建设中心城市，形成宁德的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习书记当时只有35岁，面对广大干部提出的这三点期望，并没有摆出要烧“三把火”的架势，而是表现得非常沉稳。他说，我会把大家的意见记在心上，尽力而为，努力创造条件逐步来实现。然后他对我们地委行署的几位同志讲，要把老同志的建议和干部群众的问题放在心上，走出办公室，到基层去寻找思路，到基层去寻找答案。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习书记很重视教育，身体力行。为了解决当时福安教育上的困难，我们筹措了1000多万资金，用其中100多万为福安一中建了一座教学大楼，还对全县228所小学进行改造新建工作。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三）
1989年初，他到坂中乡大林村调研，村口有一个大林小学。这个小学是一间只有两个小窗户的土坯房，全校4个年级47个学生就只有这一间教室、一个老师，所以每次一个年级只能上十分钟课。习书记看了心情很沉重，回去以后马上委托宁德军分区政委赵文法为大林小学送去了各种生活学习用品，包括书包、铅笔盒、铅笔以及衣服等。后来习书记还给大林村筹措了专项资金，建了一个两层楼四间教室的新学校，实实在在为畲族村教育做了件大好事。习书记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边调研一边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而且狠抓落实。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三）
支持在宁德开展“三教”活动。1988年11月，在地委工作会议上，习书记提出把开展“三教”活动作为新一年一项重要工作来落实。1989年1月还正式出台了实施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落实领导责任，把是否开展好“三教”活动作为年终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采取地、县、乡共同出资的办法，限期解决“一无二有”问题，凡是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的，不准盖新的办公楼、宿舍楼；验收工作安排在当年年底，要用解决群众关心的教育问题成效检验各级干部的工作成效；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也要同步解决，等等。后来，宁德的这项工作成果得到了省里的高度肯定，充分体现了习书记把教育事业当成民生工程抓紧抓实的务实作风与为民情怀。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七）
1952年，国家政务院专门下发文件，指示解决畲族儿童上学问题，办了一批小学，专门招收畲族的孩子。到了1958年，这批孩子小学毕业了，考虑到畲族的文化总体比较落后，国务院非常重视，就决定成立一所中学，这就是宁德民族中学。这所民族中学，无论是国务院还是省里，都十分关注。习书记在宁德期间也多次关心，说：“教育方面我们宁德相对比较落后，但是民族中学的牌子是很响的，因为人无我有，这是闽东的特点和优势。”这所学校建校50周年的时候，习书记已经调走了，但他还专门给这个学校题了词。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七）
习书记在宁德经常下乡调研，关心群众生活，他去调研要听真话，要“三看”：一看路面，二看屋面，三看桌面。进村先看村里道路是否平整干净，村容村貌怎么样；二是看看群众住的怎么样，家庭条件怎么样；三是掀开桌罩看看老百姓吃什么。他这些举动都是很接地气的，而且一直到当总书记时也是如此，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八）
我国蹦床运动也是在习书记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有一年春节前后，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来福建慰问，他说他去国外考察时，发现了一种蹦床运动，但我们国家还没有引进，福建人瘦小、灵活，开展这个项目很有优势。省体操技巧运动管理中心向习书记汇报以后，他当即就表态全力支持。于是，福建省成立了全国第一支蹦床队。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五）
关于脱贫工作，习书记对各级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主要抓“做”功，而不是“唱”功。要以一村一户为对象，身子扎下去想路子、解决问题；要有比较明确的脱贫手段，比如推广“一村一品”；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跟进，才能实打实地上一个新的台阶。“不能希望一口就吃成一个大胖子，不能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实践证明，把脱贫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一任接着一任干，“功成不必在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精准扶贫”“全面小康”和当年的“摆脱贫困”，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既是量的变化，更是质的提高。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八）
九、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鲤鱼溪有一个典故：几百年前，沿岸有两个村不和睦，经常发生械斗，他们的祖宗就想到在溪里养鲤鱼，这样就不怕对方在水里下毒，因为一下毒，鱼就会被毒死，也就知道水不能喝了。渐渐地，整条溪里就有了几千尾、几万尾鲤鱼，就变成了鲤鱼溪。习书记听了这个故事就讲，鲤鱼溪有文化、有传统，可以发展旅游产业，带动当地发展。随后还走访了一个叫黄振芳的林业大户，得知他在山上造了一大片林，把整个家都搬上山去了。习书记冒着酷暑亲自上山看望，并说：“你的做法是山区致富的一个方向，你是致富的一个标兵，一定要坚持下去，有什么困难我帮助你。”习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还提到了黄振芳，说：“周宁县的黄振芳家庭林场搞得不错，为我们发展林业提供了一条思路。”他后来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有类似观念了。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那时候的闽东，森林覆盖率与绿化程度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森林砍得多造得少，森林赤字多达30万立方米。还有340多万亩宜林荒山尚未绿化，近50万亩林地尚未改造。但因为当时人们温饱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所以不少人的生态意识还不强。可习书记却十分具有前瞻性，他在1990年4月发表的《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一文中强调：“要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把农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有的地方开创‘绿色工程’，这就是一条好经验。所谓‘绿色工程’，就是依托荒山、荒地、荒滩，发展开发性立体种植业，实行集约经营，专业协作。”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三）
习书记很重视环境保护，对宁德地区植树造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深刻认识，很有远见。1987年9月，宁德九都乡畲族村九仙村，因为连降暴雨，水土流失，一天晚上出现了山体滑坡。除1人逃过一劫外，其余15户32位村民全部遇难。我们都感到很痛心。后来，我陪习书记专门视察了该村灾后重建家园的生产生活情况，在得知宁德地区山体滑坡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森林破坏严重，习书记要求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村搬到平整的、不会出现滑坡的地方，然后整片整片地造林。于是，我们就根据习书记的要求，重新选址建立了新九仙村。后来，他还专门去看望了新九仙村的群众，又向乡亲们讲起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告诉大家要多种茶、多种水果，做好环境保护。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四）
在他当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我感到他有三件事对福建贡献很大。一是着眼未来，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数字福建”，开启福建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序幕。二是治理餐桌污染，狠抓食品安全，特别是农副产品安全，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三是大力提倡保护自然资源，这与我们海洋渔业厅工作密切相关。海洋污染、超强捕捞能力导致的海产品资源破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自然恢复很难。习书记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高度重视，还亲自参加在闽江放流中华鲟。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四）
习书记对古田县食用菌生产中产生的“菇林矛盾”十分关心，因为他一直十分重视环境和生态保护。他指出，食用菌促进了闽东的经济发展，但必须处理好食用菌和其他产业的关系，特别是和林业的关系。食用菌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可以搞林菌挂钩。于是，我们尝试着用新疆的棉籽壳来代替木材，还充分利用秸秆类、果树枝丫类、木材加工厂的下脚料、麦麸等进行人工种植，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土地，减少了树木的砍伐，又缩短时间，还提高了产量和产值。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五）
1989年2月，在宁德地区召开规模空前的林业工作会议一，习书记非常有创见地提出：“森林是水库，是钱库，是粮库。”这里的钱库，就相当于把森林当做金山银山。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习书记不仅提出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待林业建设的创见，他还抓住解决林业政策和祖宗山权两大难题，提出坚持“谁造、谁有、谁受益”的原则，做好林权“三定”工作，从根本上提高大家造林的积极性。可以说，习书记在宁德提出的绿色生态论述，特别是他提出的“三库”绿色生态理念，是他后来在福建省提出“两生”思路（即划定“生态红线”、建设“生态福建”），乃至后来在浙江省提出的“两山”思想理论源头。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九）
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1989年元月，地委连续两次专门听取关于这次“会灾”事件的汇报，问题集中到两点上：一是如何定性，二是如何处理善后。当时基层有个说法，希望政府出一种“会票”，当作官方担保的“中间人”，可这样无形中会给政府带来负担。面对这些问题，年轻的习书记明确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不要随意定性，要按证据办事。他考虑涉及的普通百姓较多，不宜轻易定性，但对其中个别明显属于金融诈骗性质的，该抓就抓，绝不姑息，对于大多数群众还是要持保护态度。第二，政府“会票”不能发。他提出，要重视民间调解方式在此类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应用。这个话一出，解决方法就很活了。比如我暂时还不了这个钱，就让我家族中有声望的亲人做担保，平息各方争执；家里有什么物产，也可以用来抵一部分欠账。总之，就是运用各方愿意接受的民间调解方式来解决民间纠纷，而不是盲目把矛盾上交给政府。我们当时觉得习书记这个意见非常好，就是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来解决老百姓自己的事，事半功倍。第三，他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各级政府要加强力量，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控制事态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确保老百姓过一个平稳的太平年。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七）
当时，宁德个别地方出现宗教地下势力非法组织活动，这是我们做好宗教工作的重点之一，更是我们关注和治理的对象。习书记当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仰，信仰不同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重要的是加强对宗教活动和信教群众的引导，绝不允许搞地下活动。参加地下宗教活动的大多数还是我们的群众，要向他们宣传好党的宗教政策，引导和团结他们形成爱国爱乡的力量。”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
福州市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敌特活动很猖獗。习书记提出：“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敌特的策反演变活动。民兵既是被拉拢的主要对象，但也应该是反分裂的骨干。”他在书记会上提出，民兵和我们分区的武装干部一定要做到五个“过硬”：一是政治素质过硬；二是军事技术过硬；三是管理指挥能力过硬；四是遵纪守法过硬；五是身体健康过硬。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一）
十一、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宁德是我国重要的海防前线，当时福建海军基地和海军第21支队都驻扎在这里。每逢台风、暴雨，习书记都是先问部队和驻军有没有损失。我有两次陪同习书记抢险抗灾，都是去的飞鸾和三都这两个驻军所在地。有一次我陪同习书记去三都考察，他对我说：“双拥工作是你们宁德小市整个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必须尽全力帮助部队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在习书记的要求下，虽然宁德县驻军家属比较多，工作岗位有限，但我们依然给各个随军家属安排了相应的岗位，给子女安排入学。当时驻军所在地飞鸾和三都都有中学，但水平还不够，我们就把县一中的初一初二年级各增设一个班，专门接收部队子女前来就读，由部队派两个人负责这两个班级的管理，学校则负责具体的教学工作。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四）
习书记在宁德任地委书记期间，兼任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刚到宁德不久，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先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制定军队企业优惠政策，帮助驻宁德部队发展生产经营，提高部队生活水平。每一次到县里调研，只要有驻军，他都会到连队去看看。每年元旦、春节、“八一”等节点，他都带领地、市有关部门领导慰问驻宁部队全体官兵和伤病员，召开老红军、军队离退休干部、烈军属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安置工作及地方经济建设的意见，及时将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一）
抓民兵教育，习书记提出两个原则，一是要扎实，二是要有效果。根据他提的这个要求，在每个县都搞了“四个一”工程：编写一本乡土教材；制作一部适合群众看的录像；进行一次民兵典型人物介绍；搞一次国防教育演讲比赛。这些举措比较适合群众的特点，可以说，很好地宣扬了宁德全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谊深的优良传统，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和驻军指战员的双拥意识。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一）
福州市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敌特活动很猖獗。习书记提出：“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敌特的策反演变活动。民兵既是被拉拢的主要对象，但也应该是反分裂的骨干。”他在书记会上提出，民兵和我们分区的武装干部一定要做到五个“过硬”：一是政治素质过硬；二是军事技术过硬；三是管理指挥能力过硬；四是遵纪守法过硬；五是身体健康过硬。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一）
习书记对锻炼民兵预备役队伍有独到的见解和举措。他提出，分区系统要用实际工作去锻炼民兵预备役队伍，具体在经济建设、社会治安、抢险救灾几方面，闽东脱贫致富是重要任务，来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军民大合唱”。他强调，要充分发挥闽东地区民兵六个方面的作用：在大念“山海经”中的带头作用，在发展乡镇企业中的骨干作用，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的促进作用，在普及科技传递信息中的示范作用，在脱贫致富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助手作用。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一）
1991年，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他当时饱含深情地作了一首《军民情·七律》：“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小梅正吐黄金蕊，老榕先掬碧玉心。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一）
十二、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
（略）
十三、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他超群的治国理政思想和指导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赢得了党心，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军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最强大的时期。这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赢得了20多次掌声，赢得了来自世界的普遍赞誉。如果要问他赢得这份尊重最终根源在哪里？我（吕居永）想还是因为他赢得了人心。人心就是群众，就是他自始至终牵挂不已的人民。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二）
他任省委副书记时，分管统战工作，有两项工作很有开拓性：一项是召开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当时，省四套班子中与统战工作有关系的部门、团体近10个，常发生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现象。从1996年至1999年4年间，习书记共主持召开了10次统战工作联席会议，避免了工作重复安排或互相扯皮现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成效，反响很好。还有一项是开展省海外联谊活动。习书记分别于1997年12月、1998年9月、1999年7月，在深圳或珠海召开香港、澳门地区顾问、理事扩大座谈会，探讨新形势下福建如何面对挑战和机遇，每次都有100多人参加，加强了闽港澳经济文化合作交流。这样开会大大节省了港澳同胞往返时间，也大大提高了座谈会的参与度，深获港澳同胞赞誉。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三）
十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习书记一来宁德，给大家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亲切、随和。他虽然年纪很轻，但非常沉稳，也很容易几句话就和大家拉近距离，干部群众都很喜欢他。但他并不是那种无原则的“老好人”，盲目追求一团和气，遇到原则性问题、遇到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他对干部的要求是严厉的，眼里不揉沙子。在宁德清查干部违规私建住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第三个难题就是干部乱占耕地建房成风。习书记认为这种不正之风对党内和社会上都会形成负面影响，就决心从作风入手，抓惩治腐败。这个问题得到根本治理，其他事情就会让位，有的慢慢也就平复下去了。如果干部的腐败风没有刹下去，其他任何事情都做不成，好的风气也树不起来。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习书记始终很坚决。他在地委工作会上明确表态：“反腐败，讲廉政，我们别无选择。利用职权占用公共用地，给自家盖房子，还怎么取信270万闽东人民？反腐败必然要涉及到具体的人，如果我们在一个人身上丧失原则，我们就会在几百万人心上失去信任！”习书记对清理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倾注心力，很多事都亲自指挥、亲自做。当时我们宁德有一个侨联副主席，既滥建住房、滥占耕地，又贪污受贿，去香港的时候把香港同胞捐赠给宁德的钱私吞了。地委决定给予从严处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打了一只“老虎”。习书记当时有句名言：“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选择做别的事情，你要当官就按当官的标准和要求来做。”他还一直强调：“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作为领导干部要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一）
生活上，我（吕居永）感到习书记是一个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的人。我讲一件亲身经历的故事。大概是1988年，我和老伴儿从福州回宁德探亲，当时我在人大农经委也给配了车，我们两个人就开着车回去了。习书记的爱人彭丽媛刚好请假也在宁德。我听说彭丽媛去宁德的时候，习书记没有用自己的车去接她，是让她坐班车过去的。等到要回来的时候，他知道我也要从宁德回福州，就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我说第二天就回去。他问我：“回去都什么人坐你的车？”我说就我和老伴儿两个人。他说：“彭丽媛要回去了，顺路搭你那个车好不好？”我说当然可以。我心想，他作为地委书记，爱人难得过来探望他，他派自己的车专门接送一下，再正常不过了。可他却没有，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他这种以身作则的作风让我很敬佩。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二）
习书记到宁德后，很重视抓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当时福安县正对县里的机构进行“消肿减肥”，全县撤销合并非常设机构47个，增强职能部门的效能。根据“四化”条件调整班子，调整了10名正局级及20名副局级干部。在廉政建设方面，遵照地委和习书记指示，清理干部职工违法违纪占地建房4000多户，罚款87.3万元，清退县直机关干部有私房占公房295户、747间，还收回长期拖欠公款159万。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三）
习书记为官清廉，崇尚节俭。他在地委大院的办公室陈设很简单，从他来到走都没有改变过，他坐的车也是旧车。习书记的廉明还体现在他对家属要求很严格，在宁德时，彭丽媛老师来，很多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他讲的几句话闽东人至今都还记得：“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你发财就不要想当官，当官就不要想发财。”“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些告诫避免了不少干部犯错误。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三）
习书记非常注重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1989年初，他召开了宁德地区的党风廉政工作会，会议主题就是讲廉政治理，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他通过一段时间调研，发现了许多问题，就在会议上提出来重点抓三个方面：一是查处违法违纪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违规占地建房问题；二是查处以权谋私，违规审批各种项目、指标的问题；三是查处贪污受贿问题。 抓违规占地建房，当时是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开始查起，整顿力度非常大，全地区查处了一两百名干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单宁德小市就查处了12名违规占地建房的干部，有的追究法律责任，有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这件事，在全地区反响很大，群众拍手叫好，都说“共产党在反腐问题上动真格的了！”这件事，也充分展示了习书记从严治党的决心和担当，在宁德干部群众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四）
习书记总是能够指明办公室的工作方向，帮助我们理顺办公室的各种关系，对同志们的工作充分肯定。但工作上需要注意的问题，他也直接提出来，从不含糊。拿文字工作来讲，他说文件是用来指导工作的，连标点符号也不能马虎。他最怕文稿写成长文，一个报告稿，一般四五千字就可以，但是条理一定要清楚，观点必须鲜明，要引经据典，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明白，绝不能唱高调，不能讲空话、套话。习书记平时看书多、知识面宽，办公室的同志们都在他的带动下主动学习充电，素质都有很大提高。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五）
他在宁德掀起反腐风暴，清理违规建房，不是说为了抓几个“老虎”，主要还是从维护人民利益角度出发，考虑到闽东的土地本来就稀缺，良田被挤占了，人民利益就受损失。而且，他从陕北的山沟沟里面走出来，又在宁德的万千大山中感受百姓疾苦，对基层农民的情感早就融入了血液。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六）
习书记在工作和生活上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1989年3月，他牵头制定了《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主要包括12条。一个多月后，1989年5月15日，又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共5条。 他在宁德经常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要实行“最低标准”，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他到任以后不换车、不换司机、不换办公室，住就住在地委大院旁边的职工宿舍里，吃就吃在职工食堂，从没搞过特殊、开过小灶。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七）
我们地委大院小东门外有一条水沟，一到下雨水就漫起来，我就组织党政军干部开展为期一天的清沟活动，习书记也亲自参加。那个沟下面很脏，夏天蚊虫又多，他却不怕，挽起裤管就下去，和我们一起干。还有一次搞清水渠劳动，他也很积极，自己扛着锄头和大家一起走在队伍里，一点都不像个地委书记。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九）
在宁德，他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改变领导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他教育干部常说一句话：“当领导不能鱼和熊掌兼得，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不能在这里浑水摸鱼。”他的原则性非常强、非常鲜明。当时宁德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员干部违规占地建房和多占住房。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有的领导利用公权谋私利，批地，批“三材”，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多占住房就是一些干部占着机关的好几套房子，导致新来的干部没地方住。针对这些问题，习书记下决心进行治理整顿，先摸清情况，然后制定方案，最后进行清理、整顿、查处。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九）
习书记为人谦虚随和，但面对原则性问题却丝毫不讲“人情”，对自己、对身边工作人员、对党的干部都提出严格要求。他首先从自己做起，从不搞轰轰烈烈的迎来送往，到宁德来上任也是很正常很低调的来，走的时候也不搞热热闹闹的欢送。对当时在宁德闹得沸沸扬扬的干部违规占地盖房现象，更是狠下决心治理。他说：“如果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解决，怕得罪人，我们就得罪了国家的法律，得罪了我们党的纪律。不能为了怕得罪几百人，就得罪闽东上百万百姓！”他讲了很多道理，使大家思想得到统一，很快形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共识，这股腐败之风也很快被刹住了。在习书记带动下，那时宁德干部队伍整体风气是好的。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
习书记常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非常严格。1989年县委书记会议，我们买三用机作参会代表纪念品，习书记他不要，还说“你要支持我的工作，在福建干干净净地干事业。”后来他调到福州，走之前我又拿着三用机去送给他，可他还是不要。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一）
习书记对我们这些干部要求也非常严格。我（赵文法）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某港商投资项目开业时，福州的常委都去参加了。开业纪念品是K金做的印，大概价值一千多块钱吧。活动结束后，习书记马上召开常委会，说：“今天人家送的东西，常委通通上交。”我就把那个纪念品交给政治部秘书了。第二个，就是1992年东街口百货商店上市。这个商店是福州第一个上市的公司，上市前要发原始股。习书记为这个事也开了一个常委会，明确提出“常委都不能去买这个股票”。我想，习书记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行得正、坐得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一）
当时宁德地区干部违规违纪建房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福鼎甚至出现了“干部街”，就是一条街都是干部利用特权盖的新房。对此，老百姓意见很大，甚至写信向中央纪委反映情况。他来了以后不久，就下决心开始清房，而且从领导干部下手，房屋该拆除的依规拆除，干部该惩处的依法惩处。当时福鼎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均受处分，在整个宁德产生了很大影响，老百姓反响很好，干部队伍作风也得到整饬。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四）
当时古田体育场四周有不少违法违规建房，群众反映强烈，占地盖房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本地人，甚至个别县领导也包括在内，中间关系网非常复杂，拆除的阻力也很大。习书记指出，“反腐倡廉没有死角，要惩治腐败，就要抓到位。”“不要有顾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习书记这番话充分彰显了他抓廉政建设的意志和决心。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五）
一次习书记去屏南县调研，回来路过虎背乡，在那里吃午饭。吃完饭，习书记的秘书照例去交伙食费，乡党委书记怎么也不肯收。临走时上车，习书记问秘书：“伙食费交了吗？”秘书说：“交了，但是他们不要。”习书记说：“那怎么行？赶快去交，还要让他开收据，不然口说无凭，有收据才证明人家真收了。”他这人就是这么“较真儿”，对自己、对身边人要求非常严格。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六）
习书记在宁德提出，经济发展需要廉洁政府，廉洁政府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就是党政干部的廉政问题，这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绝不允许有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谋私利。1989年1月开始，他突出肃清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以权承包工程和贪污受贿，并把严肃查处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确定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对惩治腐败的斗争作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狠刹歪风，着力抓好查处吃喝、请客送礼、赌博、拖欠公款等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地委转作风是动真格的。此外，他还强调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生存的温床，建立一套系统、全面的制度来制约和监督权力使用，实行了“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建立廉政责任制。他还破天荒地提出要正确区分违法乱纪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失误，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鼓励干部为人民事业敢为天下先；既要敢于惩治，又要善于激励，自始至终把握好政策，等等。这些提法，又与今天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举措有异曲同工之妙。
——摘自习近平在宁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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